与书为伴钱钟书

这是两位与钱钟书先生相识40余年的学者对钱钟书先生的深切缅怀。与许多人一样，他们把钱先生当作自己一生治学、做人的楷模，不过比大多数人幸福的是，作为钱先生的同事，他们有机会亲身接触钱先生。这些记忆，是他们终生的财富。

这两位学者分别是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部主任、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和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世杰。以下便是他们的谈话实录。

——编者

邓绍基：我1955年到文学研究所，那时才22岁。作为一个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，当时对钱先生非常尊敬。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，这种尊敬始终如一。

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，钱先生有几点让我感触很深。一是他的学术贡献。他的学术贡献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的。他的特点是，在中西贯通的前提下，将非常丰赡的知识和非常卓越的见解融为一体。他的著作被一些媒体称为“民族的宝贵财富”，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。

二是他的聪明天赋。他的记忆力相当惊人。每次去书库，我们都看到他拿着一个练习本、一支铅笔，在不断地查书、做笔记，你跟他打招呼“钱先生！”，他就会微笑着反问你：“你找什么书啊？”当我告诉他我找什么书，他就会高兴地、口气坚定地说：“噢，你要从这儿往里走，第三行，第五个架，第三层，你的书在那！”——我们的书库好像他的书房一样！

但比天赋更重要的，是他的勤奋。当时我们20多岁的年轻人，每次去书库找书，几乎都能碰到他，永远是拿着一个练习本、一支铅笔，在记……他在《围城》中曾写到主人公方鸿渐从上海到宁波、奉化……一路过去，一直到湖南，路上一会儿坐轮船、一会儿坐黄包车、一会儿坐火车、一会儿又挤那种破破烂烂的汽车、坐轿子……跟他聊天我才知道，他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我说，那一定很艰苦吧？他说：“艰苦是艰苦，但手上拿本书的话，就不艰苦了！”后来我遇到一位当年刚好与他结伴而行的朋友，他说：“钱先生每天手不释卷。”

刘世杰：我和钱先生也算有缘份。我们是无锡同乡（到后来我们经常用无锡话交谈）。我六十年代刚来文学所时，只能远远地看着他，非常敬仰。可是两年后，发生了戏剧性的可笑的转变，他被揪出来成了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而我被命令看管他。

虽然我负责看管他，但我还叫他“钱先生”，说：“门一关起来，就是咱们的天下了。”我趁机向他请教，从犬儒主义，到达达主义……我问一，他要答十，详详细细给我讲，真是获益不少。

他还告诉我，不能迷信铅字，尤其不能迷信洋人的铅字。他随手拿起一本当时能够看到的英文杂志《新阿尔巴尼亚画报》，问我上面有什么错误。我看了看，说它第三人称单数怎么不加“s”呀？他说，就是这个错误。我说，要不是您说，我还以为这是一种特殊用法呢。

他的记忆力确实惊人。有一次，我读《基督山伯爵》的英译本，那种从法文原著转成的英文版本比较简单，便于英文基础不好的人提高外语水平。其中有一个词“clasic”，我翻遍了所有的字典都找不到。傍晚，我遇到正在散步的钱先生和杨先生，就向他请教。他并不知道我在读那本书，可是我话音刚落，他就说：“这个词是从法语过来的，是法国的一个地名，这个地方以烹饪见长，久而久之，引申为佳肴的意思，好菜就叫‘clasic’”。我回去上下文一对，果然是这个意思，心中真是佩服得不得了。

我们在河南明港上干校时，只要不开会，他就手不释卷。在干校里，他怕自己长期与外界脱离，荒疏学识，每有心得记下来，就用古文写一遍，下面再用英文写一遍，下面再用德文写一遍……

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幕：那时我们四、五十人挤住在一个兵营的房子里，房子很老、很大、很高，上面悬着一只非常昏暗的灯泡。晚饭后，大家下棋的下棋，打牌的打牌，聊天的聊天……突然，大家发现，钱先生站在灯底下，在看一本字非常小的英文书。光线很暗，而老先生已经60多岁了，眼睛也高度近视。大家非常感动和惭愧。这就是他为什么博闻强记。

你只要向他提问，他不仅头头是道地解答了，指出各种出处和典故，还要（哪怕你已经心悦诚服了）搬出书来找到凭证给你看，说：“怎么样，我这老头记性怎么样？”像孩子一样得意。